很少人知道我当过中学语文教师，因为相对于二十来年的记者生涯，它太短了，仅一年。
    
     可我经常怀念那一年。
    
     １９８３年，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，被分配在市里的一所中学教初一的语文，还兼着班主任。
    
     生性率直的我，感觉这个不苟言笑的职业太痛苦了。初来乍到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，更让我手足无措。
    
     那个时候，校方规定学生一律不得穿牛仔裤上学。每天早晨，校门口就守着几位拿着小本的值日生，将穿牛仔裤的学生拦住，劝他们回家换服装。有一天，值日生将穿着牛仔裤的我给拦住了，问我是高中部那个班级的学生。恰好有个老师经过，给我解了围。她一边陪我上楼，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老师应该给学生作表率，"你看看，全校的老师没有一个穿牛仔裤的。"
    
     第二天，我就换了一条黑裙子，女老师常选择的那种。黑色常常代表庄重。穿了裙子的我又在走廊上给老校长叫住了，他和蔼地提醒我，是不是把披在肩上的长发扎起来，因为校方也要求女生不能留披肩发的。还说，有个班主任反映，她班上有个女生不肯剪去长发，并振振有词地辩解"范老师也是这个发型"。
    
     我一听，也觉得事情严重了。仔细地留意了一下女老师们的发型，她们都象一个理发师剪理的，短发齐耳，唯一的装饰品也仅是一枚黑色的细细的发夹。
    
     在大家的劝说下，我下课后就走进了学校附近的一家理发店。那时还没有发廊这一说。
    
     理发师是个胖胖的妇女，她用手托起我长长的黑发，有些不忍地举起了剪子"你可考虑好，这一剪子下去，就象脑袋掉在地上，可是接不起来的噢！"
    
     我咬咬牙没有吭气，只听剪子在我的脖后连续发出冷冷的"咔嚓"。女理发师从镜子里发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以为剪到了我的头皮，后来她理解了我的疼从何而来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梳着清汤挂面似的长发，上面也曾留下了姥姥温暖的手温，此刻，它们一起飘落在地。
    
     老校长再次碰见我，很满意地夸道"好！"。我的目光凝视着操场上一排绿化树，它们被修理齐齐整整，宛若一个笼里蒸出的圆润的大馒头。
    
     剪了短发的我，在同行眼里仍然不像个老师。至于老师应该是个什么样儿，他们也说不太清楚。
    
     有一天，我正在教室上课，点起一位同学回答问题，那位同学可能上课分心了，回答得南辕北辙，我忍不住想笑，但内心有个声音严肃地提示我：老师不能当着学生笑。可是他慌乱的第二次补答，更是让人忍俊不禁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放声笑起来，后来竟伏在讲台上直不起身。课堂当然解了大禁，那个同学也和大家一起笑得前仰后合。这一切恰恰被在走廊上巡视的老校长看见。
    
     自然，我受到严厉的批评。他是个非常敬业的人，一生严谨，腰板挺直，灰白的头发纹丝不乱，藏蓝色的中山装的领扣从来都是严严实实的。老人的心地也非常地善良，只是常常出格的我，不能不让他伤心。这让我很过意不去，又奈何自己不得。
    
     每天早晨，校园仅有的一副乒乓球水泥台桌常常被高年级的学生霸占着，初一的学生只能眼巴巴地看他们打球。我想了一个主意，从此早晨早早地赶到学校，将自己的大包往乒乓球桌上一撂，俗称占台子。胆子再大的学生也不敢和老师争桌子。于是，我们班的学生终于有了摸摸乒乓拍子的机会。他们有时也嚷着让我上阵，但很快就将我打得落花流水，我只好重新排在队尾。上课的铃声一响，大家比赛似地朝教室飞奔，有时装备课本的包会遗落在树杈上，学生会气喘吁吁地拎着它追上来"老师，你的书包！"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