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经评选十大伟人,分别为阿登纳、马丁·路德、马克思、巴赫、爱因斯坦、歌德、古滕贝格、索菲·朔尔、勃兰特、俾斯麦。其中最年轻的索菲·朔尔,死时年仅22岁,而且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。她凭什么享此盛誉?看起来简单:她暗中参与制作和散发反纳粹的“白玫瑰”传单,并因此慷慨就义。仔细思想,这极不简单。当时在纳粹德国内部,个人言论受到高度限制,进而形成“沉默的大多数”这等晦暗格局。作为脆弱的个人如何发出必要的声音?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,勇敢地实践着关于发声的自由哲学。 索菲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勇气。1982年摄制的德国电影《白玫瑰(Die Weisse Rose)》描述了她复杂的心理变化。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汉斯·朔尔书中“反抗”的词句,便满怀忧虑地说:“我很害怕。”这种恐惧心理其实正是大多数人面临强权的心理。在强大而凶残的纳粹政府面前,个体的确渺小而无力,每一个人在孤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由个体汇合而成的全体。影片中,汉斯对此做出分析:许多人只是觉得孤立无援,所以不敢拿传单,更不敢看传单。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,迅速丢弃。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,而纳粹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。它不仅造成表面服从,更主要的是强行剥夺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,并使之成为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,屠杀他人生命同时,也屠杀自己的生命。二战之后,德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粹之所以猖獗以及公民在战争中的沉默,进行了深层次多方面的反思。1970年,勃兰特总理到波兰进行国事访问,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献花时,他突然下跪,向死难者请罪。这惊天一跪,充分显示了德国文化的生命力。承认罪行不是简单的事实确认,而是关乎德国传统是否丧失了反思机制。毫无疑问,战争与这一双重罪行应由希特勒个人以及纳粹党、纳粹政府承担,但作为受害者的个体同样负有监督缺失的责任。在强权巨大的压力之下,沉默实际已轻易地演化成一种纵容,甚至是怂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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