散步者
社长:  景轩 社长
一位主动辞职院长的最后感言: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都在常识以下
王大发  首推于 18.05.14 浏览(783)|回应(0)

来源:必记本

徐斌教授:1953年出生,"生于华北,长在西北,自谓"三北"人,2002年调浙江工商大学任教,曾任人文学院院长,于2018年4月26日23时13分因病去世,享年65岁。

如果说知识分子还有风骨的话,徐斌教授无疑是其中一位,谨重发徐教授2012年的离职感言,以此悼念徐教授!

1

2002年,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。先在杂志社干着。两年中,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。

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,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。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,又有时间搞研究,不想动。


校领导说,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,多一些人生经历,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?再说,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,精神会一振呢。


我只好笑着应了。干了一届,有些事只做了一半,于是接着第二届。


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,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,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。

为什么不适应?我置身其中,越卷越深,深感高校行政化、权力化日趋严重,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,公然全体造假,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。


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、高校排名,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、课题、报奖、报点、基地之类,上级考什么,下边就干什么,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,搅得放不下一张“安静的书桌”。

如果有人问我,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?


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,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“创新强校”的指标;


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,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。


可以说,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、布置工作,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、学术自由、坚持学者良心、敢于批评政府、担待社会责任。


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,但只是招牌,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攻关,争项目、要课题。


这是大学境界、大学气度吗?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,学者须与之保持距离。


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。中国看她生活比较艰难,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,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。


斯诺夫人谢绝了。她说: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,之所以有人相信,全因他们认定我们不涉及利益关系,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。


如果我拿了钱,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,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。


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?


不仅想方设法要钱,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,不择手段。


这一切,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:为了学校做大做强!功利高于一切,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。这正常吗?


2

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,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: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,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;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,希望领导格外关照;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、什么挡次;如何通过搞关系、走门子达到了目的;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,你这次帮我,我下次帮你……古人讲求劝人以德,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“利”。


我看清了,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,再添个所谓的“量化管理”,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“有奶便是娘”,说好听点是谓“谋食不谋道”。


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,这不仅在世界上,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,都算问题最大的。


因此,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,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。

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,网上评“十大缺德”行业,教育“居首”。


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。最近我去东北讲学,一路碰到各色人等,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、学者,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,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,为了钱可以昧良心。

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:现在的有钱有势者,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,包括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,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?


学者这副“权力附庸”、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,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,不当你一回事儿。

3

我亲历过一件事,2006年吧,搞过一次什么“保鲜”活动,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。有位老师正在创作,说搞不懂,不予理睬。


该副书记大为光火,对美院的“保鲜”活动严厉批评,推迟验收。


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,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,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。


上世纪五十年代,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,林正在给患者看病,表示不便见,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。


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,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,也足令我们汗颜,不自重,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。


在这种体制中,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。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,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,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。


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,无非利用手中资源,请掌握项目的官员、高级别刊物的主编、学界评委等来讲学,变相用公款行贿。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。


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、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、发文章、得奖项,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、评委。


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,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,但我不屑为之。


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,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,就决不随波逐流。

中国最大的问题,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,人格的两面性,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。


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,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,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,连半点内疚也没有。这不是乡愿是什么?


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,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。

4


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,大家无不反感,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,长时间鼓掌。


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、不鼓掌的。


人为什么要这样假、这样贱?反感或反对,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。


2008年学校搞所谓“加速发展”的改革方案,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,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,我便在大会上坦言:如今之大学是“谋食不谋道”。


2009年底续签增长20%的责任书时,我曾打算拒签,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。


为此找过书记。书记做工作说,你不签,这件事就僵住了,反正年内要搞“三定”方案,到时会调整的。这样我才勉强签约。


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,若不行,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,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,所谓“钱学森之问”即这个意思。

我不想发言,就是对当下“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”的讨论不感兴趣。


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,吃饭时我坐在书记边上想说个事,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书记当选,言辞阿谀,全是官场文化。我说不出口,坐至终席不发一言。


近些年里,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,我极少参加,不是摆谱,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,坐不住。


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,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“强校”方面,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:


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、宽松,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;认真履行低碳节能,消灭长明灯、跑冒滴漏;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。


对以上言行,有人说我敢直言、有见识,其实在我心里,只是遵循常识而已。

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,多在常识以下。

在对待体制的业绩、考评等事情上,限于我个人的好办,不当会事罢了。

5

近年来我从不报奖、争什么带头人、入什么人才工程、第几层次啥啥的……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,包括学校领导、好友、同事,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。


我感谢他们,但依然故我,解释的理由也简单: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,够不着,白折腾;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,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,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。


当然,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,也表示尊重。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,有差别,价值多元是好事。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,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。


我的分寸是,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,报学位点、学科、团队、精品课等等,一板一眼地执行,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、壮大实力、打好基础,结果是自然而成的,而不是急功近利,靠攻关忽悠,跑省里、跑部里。


在此类事情上,我从不行贿送礼,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。也有人建议多送,说有的学院五倍、十倍于我们,我未接受。


我的观念是: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。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,我毫不羡慕,甚至可怜他们。我不会为此而焦虑、纠结的,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“业绩”,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
多个点什么的,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?这是真学问?真科研吗?在我眼中,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,资金上千万上亿的,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,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,就能整个大奖来。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,还败坏学风。


我这样的态度,本人身陷矛盾,学校可能也有看法。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,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,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。


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,近两年的达标120%发足额奖,还有各种学科点、基地之类,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。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、职称有关。


我只能尽量跟上趟,无法做到如何出色,让大家满意。解决办法只有一条:我再次选择退出,不和体制玩了。


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?我说,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,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。


对我的工作,学校如果不满意,我完全理解,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。但我不愿改变,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。


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,我很高兴,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,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——卧龙岗上散淡的人。

“人言我愦愦,后人当思此愦愦”,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。愦愦是昏乱、糊涂之意。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,身临偏安一偶(隅)的危局,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“无为而治”,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——礼教的回潮,以“务在清静”的文化理念“力撑东南”。


我当然是小人物,但也有根深蒂固的“无为而治”理念,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,只布置不督促、检查,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。


从事实上讲,这些看法都没错,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,我表示感谢。但老话说,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,我还是尊奉“无为而治”。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:


第一,从根本上讲,教师皆成年人,并具备高等学历,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,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。


第二,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,饱受浸染,深信“无为而治”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,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。


第三,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,推行、布置的东西,美曰做强做大,加快改革,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,干的事皆违背常识。


6

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,“无为而治”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。如搞“精品课”,我也赞成,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“精品课”。

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: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。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。


现在的这套,千人一面:课件、作业、教材、网上互动等等,缺一不可,讲的再精彩也没用。照此标准,过去北大陈寅恪、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。陈寅恪仅带一布包,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,这如何是好?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、多样化,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。


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,古人所推崇的“因心而会道”的“为己之学”还有生存空间吗?怕是多为“凭誉以显扬”的“为人之学”了。


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,沦为名利的敲门砖,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。

当然,可能尚有部分高手,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。


然而这已不是主流,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。我怀疑,在如此环境里,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?为什么出不了大师?这还用问么!


近两年学校搞的“创新强校”,每年递增20%,更属胡闹。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;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;造假也出现了,把前、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,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。

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、排名,先进教师、科研标兵,优秀党员、团员、家庭,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,什么“一五一”还分几个层次,这个奖、那个奖、这个级、那个级。


这世风如此糟糕,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,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,还值钱么?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,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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